写在前面的话：前几天朋友和我讨论古代兼祧的问题，还把他和朋友之间的讨论记录发给我看，他和朋友都提出了假设，如果宋明就盛行兼祧制度，明景帝没有遭遇夺门，明宪宗也没有被废，景帝传位给宪宗，宪宗是否可以兼祧？假如朱慈烺继位，是否可以兼祧熹宗和思宗兄弟？

　　我的观点是：虽然礼法上有大宗不可绝的说法，但实际上有太多皇帝绝嗣了，并没有存在必须为无子皇帝立嗣的规定，溥仪兼祧穆、德，那是因为穆宗他老娘给力，是当权太后，所以才给他立嗣，不然谁理他那么多？

　　虽然讨论过去几天了，但朋友提出的假设并没有答案，猴格就在闲暇的时候，查阅了一些关于兼祧的文章，试着解释一下兼祧的情况。

　　所谓兼祧，就是俗称的“一子两后”，一个孩子继承两个支系，和应继、爱继一样，都属于立嗣过继中的方式。虽然兼祧直到清朝才被律法所承认，但实际上早在汉朝就存在兼祧的另类现象。

　　汉朝的时候，“大宗不可绝”的观念盛行，如果大宗无子，小宗有独子，那就必须把小宗独子出继到大宗，任由小宗绝后。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小宗过继给皇帝大宗的汉废帝刘贺，就属于这种情况，昭帝继承武帝是为大宗，刘贺的父亲刘髆是别子小宗，虽然刘贺是独子，但大将军霍光依旧让他过继给昭帝，任由刘髆绝后。

　　到西汉末年的时候，小宗必须为大宗服务，任由小宗绝嗣的做法引起普遍的不满，就开始有人提出：小宗独子就该继承本宗，你大宗生不出娃，就应该任由大宗绝嗣。

　　在宗法社会里，当然不能任由大宗绝嗣了，但是，人情上还是要兼顾一下的。因此，汉成帝过继侄子汉哀帝时，就有比较人性化的处理。

　　汉哀帝是独子出继大宗，他爹定陶王刘康绝嗣了，汉成帝另外选堂弟楚思王刘衍的儿子刘景过继给刘康，继承定陶王，这样大宗和小宗都得到传承，可谓两全其美。

　　但是，汉哀帝继位后，追封父亲刘康为恭皇，并在京师立庙，又尊生母丁姬为帝太后，与嗣母成帝皇后赵飞燕并尊，还把堂兄弟刘景徙封为信都王。通过他这一系列行为，可以说已经从哀帝过继成帝，变成由哀帝兼祧成帝、恭皇哥俩了，这算是早期另类的没有兼祧之名的兼祧。

　　汉哀帝的行为其实和明世宗朱厚熜很类似，区别是他没儿子保障他的胜利果实，被王莽全部翻盘，所以才不为人知。

　　到了东汉礼法比西汉更混乱，如果说安帝承嗣和帝，质帝承嗣顺帝，灵帝承嗣桓帝，按昭穆选择也说得过去。但安帝阎皇后拥立堂弟刘懿，顺帝梁皇后拥立从弟桓帝刘志，就是瞎胡闹了，根本不符合立嗣过继的标准。

　　特别是到东汉末年，儒家纲常伦理中的三纲遭到质疑，因而变得岌岌可危，比如，邴原在君主和父亲之间就选择父亲；孔融甚至说父亲生娃只不过是发泄自己的欲望，而母亲只不过是个容器而已。

　　太子燕会，众宾百数十人，太子建议曰：君父各有笃疾，有药一丸，可救一人，当救君邪，父邪？众人纷纭，或父或君。时原在坐，不与此论。太子谘之于原，原悖然对曰：父也。太子亦不复难之。（三国志裴松之注魏书卷11）

　　（孔融）又前与白衣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全后汉文卷94）

　　从这些士人狂浪的话语中可以窥知，时人的个人意识已经超越了父权，家族意识更超过了国家君主，如果再遇到小宗独子出继大宗的情况，恐怕在很多人心中都是：管他大宗去死！

　　所以，在汉末魏初之际，有个田琼就提出：小宗独子可以出继大宗，但独子以后所生的庶子要还承本宗。这说法和明清小宗独子兼祧两房，生子后分别继承两房，保证大宗小宗都不绝，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如果照这样发展，独子兼祧形式的发展是必然性的，小宗不可绝的观念也会越来越普遍，但是，这种大宗、小宗趋向平等的现象，并没有得到继续发展的机会，就被魏明帝曹叡给遏制了。

　　魏太和三年（229）七月，曹叡颁布诏书说：支子继承大宗，就应该奉正统，不能枉顾私亲，汉宣帝给父亲加皇号，汉哀帝尊崇恭皇，都不是好榜样，后人应该引以为戒，以后万一有小宗入继大宗的，胆敢有人撺掇他抬举小宗的，诛无赦！

　　曹叡的本意自然是坚持大宗至上、大宗不可绝的原则，所以，不用想着过继大宗了，你再尊崇你的本生私亲，更不用想通过兼祧让本生与大宗并尊。从那之后，直到清朝之前，在律法上都是反对兼祧这种形式的。

　　虽然律法不允许独子出继、独子兼祧，但历史的车轮滚动到明朝时，民间还是普遍出现了独子兼祧的现象，为什么律法不允许还依然出现这种现象呢？

　　说一千道一万，其实一句话就概括了，独子兼祧成为普遍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财产继承所致，比如说，一门两兄弟，只有一个独子，在宗法上独子不出继，两兄弟势必要过继一个嗣子，这样的话，他们兄弟的财产就外流了，为了避免肥水外流，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子兼祧两门。

　　像明初重臣杨士奇就是兼祧子，他的父亲杨子将，原本是长房杨辰的次子，过继给无子叔父杨荣。后来，杨辰的长子，即杨子将的亲大哥（过继后称堂兄），和儿子相继早亡，致使长房杨辰绝嗣，杨士奇就申请由他兼祧伯祖父（实际是本生亲祖父）杨辰，一子祧两门。

　　虽然律法不允许兼祧行为，但民间已经约定成俗，还因为缺乏有效管理，而处于混乱状态。清初的学者万斯同就曾经抨击过兼祧行为，说一子继承两人后，是贪戾无耻的表现。从万斯同的批评可见，兼祧在明清时期已经比较普遍了。

　　乾隆四年（1739），朝廷颁布《独子出继条例》，禁止独子出继，如果为了贪图财产让独子出继，发现后就勒令归还本宗，本生父母杖八十。事实证明，这个条例并没有什么用，根本无法制约民间习惯法。乾隆四十年（1775），清纯帝修正了独子出继条例，在两厢情愿下，允许一子继承两房。

　　从此，约定成俗的民间习惯法——兼祧，终于从被禁止、被遏制中杀出重围，披上了合法的衣服，独子兼祧制度正式确立。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小宗独子可以兼祧大宗，大宗独子也可以兼祧小宗，小宗独子还可以兼祧另一小宗，一子兼祧二门、三门，乃至于四门、九门，都有例子可循。

　　兼祧子如何服丧的问题，还是按宗法制度大宗为重的原则：如果独子兼祧中有大宗，就是独子为大宗服斩衰（三年），为本生小宗服期年（一年）；如果独子兼祧同属小宗，就以本生为重，服斩衰，为兼祧父母服期年。

　　到了嘉庆年间，又出现一种新情况：小宗之子出继另一小宗后，本宗又绝嗣改为兼祧时，兼祧子怎么服丧呢？还以本生为重吗？

　　这就并没那么绝对了，因为出继在前，兼祧在后，所以，这个兼祧子要为嗣父母服斩衰，只为本生父母服期年即可。

　　到道光年间，又出现另外一种新情况：小宗之子出继另一小宗后，本生绝嗣改为兼祧，但本生父母和兼祧父母都健在，以后又该如何服丧呢？

　　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两房父母都在时，就算是出继在前兼祧在后，也应该以本生为重，兼祧子为本生父母服斩衰，兼祧父母服期年。

　　那么要以溥仪为例，他出继穆宗同治帝，又兼祧德宗光绪帝，还有本生父醇亲王，他又该怎么服丧呢？这问题并没有什么纠结的，对溥仪来说，同治帝是大宗嗣父，服斩衰三年，本生父载沣次之，服期年，光绪帝身为兼祧父，也服期年。虽然本生父和兼祧父都服期年，但本生父重于兼祧父，因为光绪不是大宗。

　　虽然在礼法上，仍然是以大宗为重，但在实际情况中，从父子亲情考虑，也有独子为两房父母服斩衰的，比如道光年间的南昌知府张子畏就是如此。同治帝的师傅李鸿藻也是出继后改兼祧，他已经为嗣父母服丧三年，又申请礼部为本生父母服丧三年，还被人夸赞守礼。

　　兼祧制度的确立，除了衍生为两房父母服丧的问题，还有兼祧子的婚姻问题，在民间，一夫两妻是独子兼祧的普遍状态，就是两房父母各自为独子娶妻生子。

　　比如丁汝昌，本生父丁志谨（灿勋），兼祧父丁志宏，他在本生父门下先娶钱夫人，早亡，续娶魏夫人；在兼祧父门下先娶徐夫人，早亡，续娶赵夫人，又早亡，再娶王夫人。五个妻子都受到清廷的封诰，除了王夫人是“夫人”外，其余四位都封“一品夫人”。

　　兼祧子的两妻，在民间都被视为正妻、嫡妻，称为“两头大”，或者说是“平妻”，但实际上与礼法不合，所谓“两头大”是不能见官的，因为律法不承认一夫两妻婚姻的。

　　就是说你在家里怎么样都行，一旦牵扯到律法中，可不存在“两头大”、“平妻”的情况，只有先聘娶的才是妻子，后聘娶的只能算妾。

　　嘉庆二十五年的《礼部则例》明确规定：独子承祧两房，只应娶嫡妻一人，其置侧室以广嗣育，在所不禁，不得两门均为娶妻，有违定例。

　　所以，不要在律法面前扯什么“两头大”，先娶者为嫡，后聘者为妾。当然，法理不外乎人情，遇到具有人情味官员时，结果也会有不同。

　　咸丰年间，保定府人王宗闵的弟弟无子，由王宗闵的独子王廷庸兼祧两门，王宗闵已经为儿子娶妻，他弟弟又为王廷庸娶妻张氏。王宗闵意图奸污张氏，未成，事后张氏与丈夫王廷庸发生口角自尽。

　　当地官员按照律法，后娶者为妾，就把王宗闵定罪为调奸子妾未成，杖一百，徒三年。案子报到保定府，这位复审的官员很怜悯张氏，不赞成判决结果。这位官员认为：虽然法律不认同两位正妻，但张氏毕竟是明媒正娶的，具有正妻的外在表现形式，不能视为妾室。应该按照有妻更娶律，把王宗闵改判拟满流。这个案子报到刑部后，刑部同意了保定府的复审。

　　独子兼祧制度的确立，对古代宗祧继承法来说，可谓是进化到极致，既能避免财产的外流，又维护小宗的感情，还避免了应继、远继造成的血缘淡漠，嗣父母与嗣子之间的心理隔膜相对更少，虽然现在看来满是糟点，但在古代社会，可以说是比较人性化的制度。

　　那么，如果清朝之前就实行兼祧制度，明景帝传位给明宪宗，宪宗如何做兼祧子？如果朱慈烺继位，又如何兼祧熹宗、思宗兄弟呢？

　　如果朱见深和朱慈烺真的是兼祧子，按照宗法制度，大宗不可绝的原则，还是以大宗为重，也就是说，朱见深之于英宗、景帝，以大宗本生英宗为重，兼祧景帝为次；朱慈烺之于熹宗、思宗，以兼祧大宗熹宗为重，本生思宗为次。

　　而兼祧制度从汉朝的另类存在，到明清在民间的悄然普遍，再到最终确立制度，正说明了民间习惯法对国法的影响，民间习俗对正统儒家伦理的较量，说明了人类一直在进步，某些冰冷的教条总归会被抛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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