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年，新中国的施政方针，就六个字：“边打，边稳，边建。”社会面貌则可以概括为两句话：一边打抗美援朝战争，一边恢复经济搞建设。

　　1 月 4 日，从抗美援朝前线传来消息，中朝军队联手作战，打过三八线 月，我方连续发起五次战役，一举扭转朝鲜战局，由美国等16 个国家组成的所谓“联合国军”，被迫南撤，战线长期稳定在“三八线” 南北。

　　首轮谈判开始时，双方在划分军事分界线的问题上僵持不下，现场竟出现两个多小时的静默，成为世界谈判史上的一大奇观。美国方面的代表说，那就让炸弹和大炮去辩论吧。消息传回国内，毛泽东的回答是：“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一直打到完全胜利。”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面对的是世界上头号经济军事强国和庞大的西方阵营。1950 年，美国钢产量达到 8700 万吨，而中国只有 61 万吨。那时候，人们把大炮叫做“战争之王”，但志愿军一个军只有 31 门大炮，而美国的一个军却有 1500 多门。这是一场力量对比极其悬殊，但又不得不打的“立国之战”。中国人的意志遭受最严峻的考验。

　　在接下来的打打谈谈的中美“对线 月在朝鲜金化郡五圣山南麓爆发的上甘岭战役，持续鏖战 43 天，战斗惨烈程度世所罕见。

　　美军调集大炮、坦克、飞机，向我志愿军两个连据守的约 3.7 平方公里的阵地上，倾泻炮弹 190 余万发，炸弹 5000 余枚，阵地上所有草木荡然无存，山头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焦土。

　　我军击退敌人 900 多次冲锋而岿然不动。在志愿军 15 军 135 团 7 连的坑道里，战士们已经 7 天没有水喝了，只好用自己解下的小便止渴。运输员刘明生把在路上捡到的两个苹果送给连长张计发时，张连长将苹果给了步话员，步话员又传给了重伤员。苹果在坑道里传了一遍，又完整地回到张连长手中。战斗结束时，这个有 160 人的连队， 只剩下十几个人。

　　在抗美援朝前线，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包括舍身堵敌人机枪眼的黄继光，为了不暴露部队潜伏位置、宁可自己被烧死也不挪动身体的邱少云，手持爆破筒和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等等。

　　这篇文章，至今还被选进一些学课本。新中国的几代人，都把自己对朝鲜战争的感受，把一个民族的尊严，把一个民族的和平愿望，浓缩进了这篇报告文学，浓缩进了稍后出现的《英雄儿女》和《上甘岭》这样的电影，浓缩进了“风烟滚滚唱英雄”和“一条大河波浪宽”这样的歌声……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口号。不同的行业，不同的职业，不同的面孔， 把“边打边建”的顶层决策，化作了一场“爱国主义生产竞赛运动”。

　　人们加班加点地工作，把增产增收的东西捐献成飞机大炮，源源不断地送往前线。北京石景山钢铁厂的职工，通过增加产量、捡废铁、捐奖金等办法，捐献了一架“石景山钢铁厂号”；甘肃玉门油矿的职工，在 8 天内用增产所得捐献了一架“石油工人号”；四川简阳县的棉农们发起“一 斤棉”捐献运动，在两个月内捐献了两架“棉农号”。中小学生们也通过放学后捡粮食、打柴火换来的零钱，捐献了“儿童号”和“中国少年先锋号”。一些资本家也捐出了他们的爱国心，捐献最多的是着名的荣氏家族，捐出 7 架飞机。连青海塔尔寺的僧人，也出现在了爱国捐款的队伍里。

　　据抗美援朝总会的数据，他们组织的捐款，就达到 55656 多亿元（旧币），折合成战斗机 3710 架。 一人捐献了一架飞机的豫剧演员常香玉，还去朝鲜前线慰问演出，为战士们带去这年创作的《花木兰》。其中的唱词，“刘大哥讲话理太偏， 谁说女子享清闲，男子打仗到边关，女子纺织在家园……”火遍中国，流传至今。

　　1 月 17 日，东北齐齐哈尔机床厂马恒昌小组，向全国工人提出竞赛。此前他们改进了 15 种工具，创造了 25 项新纪录。到 3 月底的不完全统计，全国参加竞赛的厂矿单位有 2810 个，参加竞赛的职工人数有 223.2 万人。 国营青岛第六棉纺织厂细纱值车女工郝建秀，创造了一套工作法，减少细纱机的断头，缩短断头的延续时间，使皮辊花率达到 30. 25%，值车能力由 300 锭逐渐提高到 600 锭。经总结、提高，“郝建秀工作法”在全行业推广运用。郝建秀后来被政府先后送到工农速成中学和华东纺织工学院学习深造。

　　上一年淮河流域发大水，受灾的耕地面积达到 4350 万亩，受灾人口 1300 多万。为根治淮河水患，中央政府投入巨资，建设大规模导淮工程。1951 年 5 月，毛泽东题词： “一定要把淮河修好。”在淮河流域的几千里堤防上，先后有上千万民工， 打响了新中国改造大自然的第一场大规模战役。

　　在热火朝天的工地上，传唱着各式各样的“治淮歌”。其中一首唱 道：“长江北，黄河南，淮河弯弯在中间，穿过无边的大平原。淮河要修好，不怕旱涝年，守牢大河湾，人人吃饱饭……”还有一首唱道：“一劝我的郎，治淮要记清，你不要把那家中的事，常挂在心。虽然是阿公婆年纪高迈，春耕和生产，有我来照应……”

　　8 月，历时 9 个月的根治淮河第一期工程完成了。与此同时，长江中游的荆江险段，着名的荆分洪工程建设也进入了关键时刻。到 1952 年，全国有两千多万人参加水利建设，相当于修了 10 条巴拿马运河、23 条苏伊士运河。

　　思想文化领域的建设，人们这年记忆深刻的，是对电影《武训传》的讨论和批判，主要是因为这部片子涉及怎样看中国近代的历史人物和中国农民的出路问题。还有，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这两部长篇小说，以及歌剧《白毛女》，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当时的中国人，把这个奖项看得很高。有意思的是，这些作品，都反映了中国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配合了正在走向深入的土地改革运动。

　　1 月，人们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一则消息：中央人民政府贸易部去年向苏联订购防治口蹄疫药品，把“三吨”误写成“三百吨”，层层审批，竟没有哪个官员发现有误，结果多买了 297 吨。官僚主义造成这样的浪费，着实惊人。

　　其难处不只进城后迅速滋生的官僚主义现象，更在于一些党员干部掌权后的人生下沉得让人触目惊心。1 月的《人民日报》还披露了这样一些现象：出卖财政情报，造假报告、假单据虚报领取甚至公然盗取国家资财，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吃“回扣”，包庇走私和漏税偷税，挪用公款公物从中牟利，克扣下级、欺瞒上级，挪用事业费充作机关开支，等等。

　　从 1 月起，中央政府甩出重整河山的重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人们至今最熟悉的案例，莫过于原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地区专员张子善的贪污腐败。他们曾经是出生入死的红小鬼、老革命，却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救济水灾贷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克扣民工供应粮及骗取银行贷款等，总计达 171 多亿元（旧币，相当于新币 171 多万元），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机关生产”。

　　这年 2 月，二人被判处死刑，给那些为创建新中国立下功劳的人，造成空前震动。打“老虎”一时成为“三反”运动的代名词。

　　与此同时，工商界一些不法业主做的事情也让人头痛。诸如，有不法奸商用腐烂棉花做成“救急包”，高价卖给在抗美援朝前线作战的志愿军；有的用坏牛肉做成罐头，用发霉的面粉做成饼干；还有不少人拉拢腐蚀干部以牟取不当利益，或者不法经营、偷税漏税。于是，和“三反”运动同时展开的，是在工商界进行的反对行贿、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运动，人们称之为“五反”。具体做法是把工商企业划分为守法户、基本守法户、半守法户、严重违法户、完全违法户 5 类，给予不同处理。到 6 月底“五反”运动结束时，这 5 类情况分别占 10%- 15%、50%-60%、25%-30%、4%，划成完全违法户受到严惩的占 1%。

　　迈进新中国的门槛，要数他们的变化最大；重整河山的故事，要数他们身上最多。他们的故事，无论是昨天还是今天，都是从土地这一命根子引出来的。

　　年底，历时两年多的全国新解放区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能拥有一份土地，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收获、生老病死，是农民追寻了几千年的梦想。新中国帮助他们实现了这个生生不息的梦想。土地被重新丈量，3 亿多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分得了 7 亿多亩土地和相应的生产资料。安徽省凤阳县这年的《姚湾乡颁发土地证的工作报告》记载：“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传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在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群众鼓掌达 10 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主动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有的农民高兴地把自己的名字写在木牌上，深深地砸进属于自己的地界里，仿佛要硬生生地砸出生活的全部希望。1952 年，全国的粮食产量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最高的年产量。

　　新中国成立的时候，有 80% 的中国人不识字，人们称之为文盲。重整他们的知识和文化河山，成为当务之急。

　　大规模的扫盲运动从这年开始。在扫盲过程中，西南军区某部文化教员祁建华，创造了“速成识字法”，可使文盲和识字不多的人，通过约 150 个小时的学习，能认识 1500至 2000 个汉字。许多在旧中国没有上过学的人，都是在扫盲运动中开始睁开知识和文化的“双眼”，看清被重整的河山。

　　新中国成立时候，被称为知识分子的人约有 200 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 0.37%。其中大学毕业有几年工作经验的高级知识分子，当时估计约有 10 万人。知识界这年的一件大事，是开展学习教育运动，目的是加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消除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思想影响。学习方式是听报告，读文件，联系本人思想和单位实际，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知识分子们把这样的思想经历比喻为“洗澡”。

　　全国高等学校进行大规模调整，合并或分拆了一些高校。比如，过去人们熟悉的燕京大学分拆后，它的文科和理科院系并入了北京大学，工科院系并入了清华大学。这次整合，奠定了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一条早在 1910 年就想修建的铁路，在 7 月 1 日那天通车了。建成全长 505 公里的成渝铁路，结束了四川没有铁路的历史，把成都和重庆这两个西南重镇紧紧连在了一起。 通车那天，沿途出现的，是四川老百姓期待了近半个世纪的欢呼。

　　神州河山，就这样被重新收拾了一遍。其实，从新中国成立到 1952 年，整整三年的时间，国家生活的一个主题，就是重整河山，用标准的语言来说，叫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2 年，成为新中国第一个财政收支平衡年度。收支平衡、经济恢复与物价稳定，标志着恢复国民经济的目标已经实现。

　　据后来统计，1952 年，全国人均消费 76 元，其中农民 62 元、非农业居民 l48 元，人均消费粮食 197.67 公斤。变化确实很大。但工业品的生产和消费，则不免尴尬，每百人平均拥有手表只有 0.07 只、自行车 0.06 辆、缝纫机 0.02 架。

　　全书以编年体为形式，以年份主题词为着眼点，以讲故事、述历史为叙述方式，全景式描绘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伟大历程。

　　该书先后入选2019年主题出版重点出版物选题、2019年“优秀青少年读物出版工程”，获评《作家文摘》报社“2019年度十大非虚构好书”、《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年度好书”、中国出版协会“2019年度中国版协30本好书”。

　　作者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兼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会会长。长期从事中共党史和毛泽东等中共领袖人物研究，主要着作有：《毛泽东的文化性格》《从五四运动到改革开放》《世纪小平》等。